定陵故事讲完的一周之后，苏亦离开河宕遗址。
直到他离开，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依旧没有整理完毕，但关键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毕。
整个报告，主要分为概述、地层堆积、生活居住遗迹、文化遗物、墓葬、小结与讨论五章，加上附表，附录，总共也就七章。
整个报告框架上，主要是参考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苏亦不想按照自己导师的著作来，而是实际条件不允许。
因为整个河宕遗址更加接近斗鸡台遗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不是没有借鉴，在撰写墓葬的部分，苏亦或多或少都借鉴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鉴。
然而，因为时代的关系，科技水平的进步，在分析河宕遗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甚至，还通过头盖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习俗，以及各种墓葬随葬品。
河宕遗址发掘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了发现了77座墓葬和19个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个体，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较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来现场鉴定提供了条件。
鉴定结果表明“河宕人”是环珠江口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形杰具有特征和实施拔牙习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类及其年代推断。
在大部分的遗址报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这是，前面的发掘报告定下来的基调。
比如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辉县发掘报告，肯定是没法比拟的。
先说阵容。
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考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说，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郭宝均四人，就说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内，各自领域上的大牛。
而，辉县遗址的发掘，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
这是苏亦享受不了的待遇。
河宕遗址的发掘，跟他没啥关系，也不是省博为了培养他而进行的发掘。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他的关系就挺大了。
可以说，整个发掘报告，都是杨式挺为了培养他的报告撰写而编撰的。
整个过程之中，不仅杨式挺倾囊相授。
期间，还经常跟远在北大的苏秉琦先生通信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