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成员，有个名叫王之谷的人，之前就是徐恩佐的下属（也就是第三个被蒲素抓获的军统叛徒），来到汉口后拜访其叔父王世相，后者正好是常凯申的侍卫长，因于1931年12月处死著名的左派人物而声名狼藉。
王之谷在汉口的法租界中碰巧遇见了徐恩佐，从这位前领导那里直接得知了中国育年救亡协会的抗日活动。徐恩佐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招募的其他一些人，则被分成两组。20人从事军事工作，25人护理第一军事医院的伤兵而后一组内更有10人在长
沙承担“特蛛任务”，有二人最终退出了这一团体。
剩下的13人在1938年4月25日接到通知他们将组成城市游击队，在上海“镇压汉奸”。根据三个人的供词可知，这是该暗杀组与军统戴利的一个接触点，王之谷的供词是这么记录的“汉口特务部的首长戴利与徐恩佐、其他12人和我们谈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赴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所有的命令都来自徐恩佐，我们得绝对服从他。”
王之谷加入后，这一团体分成3-4人为一組的若干小组，经由九江、南昌、金
华面抵宁波。5月1日，两个小组乘船前赴上海，徐恩佐则于5月2日偕同另两个小组赴上海。
起初，暗杀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安保措施。各个小组每两个星期就搬一次富所，竭力使支出不超过每人每月30元的律贴。徐恩佐定期地与各组组长会面于公园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讨论行动计划。枪支和手榴弹都藏在一个地方即徐恩佐以前所开的珠宝店的阁楼上。
在行动的前一天，由信使将弹药分发出去。在6月10日至7月22日之间，暗杀队共执行了四次任务，两次是成功的另外还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于公共场所投掷炸弹，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公众ii乱但是随着活动的展开，受国暗杀团越来越自信，从而对安全防范有所松懈，错误迭出，以至暗杀队中的半數成员，包括徐恩佐本人，最终都被拘捕。
初到上海之际，四个小组在法租界内各有自己的通道，以在必妥的时候逃入公共租界或者华界避难。第一小组由王子谷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他们在福建路上的一家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五天后（5月8日）则迁至华成路上的另一所公寓内。其中一个人在这次搬迁中溜走了，再未出现过，徐恩佐便从第二小组调来周守刚取代他。
此时，徐恩佐的青年救亡协会的前同志、今上级赵光义从汉口来到上海，这两位领导便搬到吕班路转角处一座洋房的底楼。赵光义管理上海的两个队一个是情报队，其成员不为徐恩佐及其手下所知；另一个是行动队也就是暗杀队，以徐恩佐为首。
赵光义可能曾受训于戴利的一个特工训练班，和徐恩佐这种半吊子不同，有着比较专业的特工素养。如今决定着暗杀的对象，以及只是有选择地向徐恩佐传递他必须知道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