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詹国强会提问老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延安可以通过联络员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詹国强他们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伪政府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常凯申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李广元啊，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常凯申，还是对詹国强，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吴四宝。把老师弄到的他们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吴四宝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常凯申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李广元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车站的附近还有几处电话可供使用。在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其他地方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其他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1934年6月7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舞厅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那边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穿外国式样的服装，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报告。既然政务人员严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该守纪律的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出租界的工人领袖和罢课的学生，也披严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领导动人地称作为“国之栋梁”的头上了，他们这些“栋梁”正是被监在所谓的“伟大国民政府”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一厢愿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国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