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返回南京之后，他打电话叫来常凯申，吩咐准备梅思品和李事群的材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四宝向常凯申询问，谁能将詹国强和他的班子进行的秘密接触告诉**那边。
恰恰是这个原因，才使李广元返回南京后没有立即被捕。他是吴四宝开始进行的阴谋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国内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高级官员在官场上被安排在严格明确的位置上，一旦明确了权力和职责之后，便成为一部机器上的某些零件，他们在保证这部机器协调运转。现在，在伪政权崩溃前夕，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如何从行将倾覆的车厢中跳出去，如何躲藏起来。
既然那些丧失社会意识的人有良心上的矛盾，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丧失原则、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出卖失意的朋友、压制健全的理性和逻辑，已经在他们为汪未经效劳时所获得的利益中得到补偿，那么一九四0年春季的局势则更使这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得救而停止了内部倾轧。从“二号”人物诶思品开始，每个人都准备把受到崇拜的汪未经抛在一边，哪怕只是得到他自己活命的徒有虚名的保证。
听完吴四宝的话，常凯申立即明白，绝不能告诉他李广元同共党秘密机构的接触。
常凯申有自己的救生计划，然而他没想到，他的计划与吴四宝不谋而合，于是他说；“假如您有时间见到李广元，部长同志，假如他决定返回南京，给您打电话并顺利到达您指定的地点，那么我请求您，在帮助他理解未来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您现在的主要任务与已经完成的任务绝对不同；您的任务是保护詹国强和他的人，您必须绝对保守他们谈判的秘密，不仅是避免汪先生失望，而且，是为了不让这消息传到延安那边，目前还不清楚谁在真正利用日本和这边的谈判结果，无论如何不能让莫斯科和延安知道进行这些谈判的事实，这是顶顶重要的。”
当时吴四宝用特殊的审慎而估量目光望着常凯申，不过他没有提问题，他和国民党的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喜欢遵守儿童游戏的规则：不说“是”与“否”，不指明“黑”与‘白”。如果常凯申认为有必要谈谈他所想要知道的关于李广元的情况的话，他会这样做的。让常凯申去管吧，他知道这个计谋是如何安排的。难道他会让一个值得怀疑的人参与这一讨论吗？当然不会。可如果他这样做了呢？那又会怎样呢？他是行家，会考虑等待他的是什么。随他去吧。应当学会抛开多余的东西，在头脑中只保留重要思想的轮廓，具体细节由行家们负责。我，政治家吴四宝提出构想，我的助手的任务是把它变成现实。显然，他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精神。我与国家息息相关，让秘密警察去考虑怎样在我的事业中帮助我。执行者要为细节负责，否则唯他们是问。思想是不受管辖的。
一到秘密实验室，吴四宝立即找到了同候选人谈话的第三种方式，这也是最合适的一种方式愉快、友好的方式，去进行一次为实现国家光辉理想而斗争的同志式的坦率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