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全是叫好声，反对的声音也相当的大，只是因为张汉卿作诗时赈灾的背景，一些有良心的文人不愿意为此过分指摘而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汉卿是官僚，不是文人。文人相轻，那是相对同行而言，为了一首半是戏作半是应景的诗歌，不值得大动干戈，这是很多人权衡之后不予一驳的态度所在，其实这种忽视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倒是有一位张汉卿私下里极为欣赏的大儒公开表示了反对，他对张汉卿的诗作在崇尚新文化文人圈中传播极为不满，讥笑说：“新文化专用乳臭未干之新人，以掩饰于国学之无知。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新诗的‘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此公是惯会反潮流的，连袁世凯都敢三番五次地骂，还直呼“贱种”，何在乎一个张汉卿？他直接攻击新诗的话，就发表在《中西见闻录》上。慑于他的诡辩的名场和骂阵的能耐，没人敢直面锋芒。讲起来，他还是在北大一手捧红张汉卿的“恩师”咧。
张汉卿是谁？此时此刻，他才没有作为弟子的觉悟呢。尊重是一回事，文学理论辩驳是另一回事，连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话，可见理不辩不明，中外自古有之。
在他的心目中，是极赞同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里那句“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他没有同这位儒林怪杰直接打嘴仗的准备，那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总要辩驳一番的吧，不为新文化运动，也要为自己！他于是在《大公报》上隔空喊话，没有直接对战，却有旁敲侧击之力：“对辜先生的学问和崇华抑洋的见识理论，学良是一贯表示钦佩的。先生所著《春秋大义》，我们无不佩服，那你就更应该明白，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而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诅咒我们中国人，有违先生向来之道，还请先生解释清楚？”
或许说出了辜鸿铭与时相违的要害之言吧，反正，被誉为“文坛斗士”的辜鸿铭，此后便难得的息了声音。或许在他认为，以他的身份，和张汉卿这样一个小官僚开骂胜之不武吧。弟子尊重师傅不敢对战是德，但是做师傅的也要有点觉悟。
却一幕小插曲，却被新文化运动的一拨人眼睛一亮。他们不能不知道张汉卿的身份，正因为如此，他们迫切需要拉张汉卿入伙----传统势力太大了。张汉卿为赈灾尽心尽力，他们是知道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还不是呆在象牙塔中作它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张汉卿对于赈灾的演讲，以及他不让人耳目一新的《东北赞歌》（此时还不知道歌名），都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不拘旧礼的年青人，完全可成为《新青年》的代表。此外，他的少帅身份，足可以让他们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运动力量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