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虏退走后，济南人自发在当日济南城被攻破的地方，为在济南保卫战中英勇捐躯的山东巡抚宋学朱、历城知县韩承宣建立了祠堂，说来也怪，在人们挖掘土地的时侯，突然涌出一股甘甜的泉水。济南人于是把祠堂命名为“双忠泉”。历经岁月变迁，前世胡子睿去济南的时侯，双忠祠己不存，但“双忠泉”泉水仍然默默喷涌，与旁边的“双忠泉”碑一起缅怀着烈士的英灵。
崇祯皇帝听到济南陷落，德王被捉走的这个噩耗，险些晕倒，他终于还是按照卢象升之前的建议，抽调了洪承畴和孙传庭前来勤王，多尔衮见明军集结重兵，估计再占不到什么便宜，这才自行退兵回辽东去了。
崇祯十一年（公元一千六百三十八年）八月间持续至崇祯十二年三月的这次建虏入寇，又称为“戊寅虏变”，历经五个多月，建虏攻破了包括济南在内的七八十座城池，俘获人口、牧畜四十六、七万之众，掠夺黄金、白银合计一二百万两，整个畿南附近的州、县黎民百姓被屠戮、俘获殆尽；原本富裕繁华的畿南州县经此一役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给广大的黎民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劫难！
遍观这次“戊寅虏变”中，明朝自兵部尚书杨嗣昌以下的各级督抚畏敌如虎，坐视建虏残害百姓，卢象升部的巨鹿之战是双方唯一一次大规模的野外交锋，也是杀死、杀伤建虏人数最多的战役！
建虏退去后，崇祯皇帝以“防御不利”，“陷城失地”为由诛杀了保定巡抚张继平、山东巡抚颜继祖等一大批文武官员，然而，崇祯皇帝对于在此次“戊寅虏变”中，既没有摸清建虏的兵力布置情况、又不能调集军队进行防御，连疏散民众的工作都没有去做的兵部尚书杨嗣昌；“死道友不死贫道”，直接坑死了卢象升部的高起潜却“网开一面”，轻轻地责备了两句，就放过了他们。
杨廷麟回到京城，向崇祯皇帝上书，奏明巨鹿之战的情况。杨嗣昌为了掩盖自己指挥不力，害得卢象升全军覆灭的过错，向崇祯皇帝进了馋言，反而诬蔑杨廷麟所责不实，将他贬去江西。后来杨廷麟在隆武朝担任兵部尚书，在赣州保卫战中以身殉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愧是卢象升的好兄弟，没有辜负他当年的期待。
杨嗣昌重新派了一个叫俞振龙的手下去巨鹿探听虚实，当杨嗣昌听到俞振龙所说的情况和杨廷麟差不多，心里有鬼的杨嗣昌便责备俞振龙在说谎，杨嗣昌对俞振龙用了重刑，希望他能改口，俞振龙宁死不从，只是反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不能凭白诬蔑像卢大人这样的忠臣！“杨嗣昌对卢象升恨之入骨，一直不肯给他死后相应的待遇，直到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在群臣的劝谏下才认清了卢象升之死的真相，为他举行公葬，并追封卢象升为太子少师加兵部尚书衔，也算是还了卢象升一个迟来的公道。
杨嗣昌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朝堂上的一位大臣，此人就是和卢象升同一年考中进士的黄道周。黄道周字幼玄，祖籍莆田，曾祖时搬迁到漳浦县，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现东山县铜陵镇），虽然都是天启二年的进士，黄道周的年纪要比卢象升大十五岁，此时已有四十三岁，黄道周皮肤较黑，身材虽然削瘦，但炯炯有神的双目透露出他的身体素质并不差，自然这与明末的士大夫们，平时注重身体保养，营养的摄取也比一般人是离不开的，所以他们的寿命要比一般人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