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在上一段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指出了《诛贼臣疏》指明的对象：”臣观大学士严嵩，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贼乎！方今在外之贼惟边境为急，在内之贼惟严嵩为最。贼寇者，边境之盗，疮疥之疾也；贼嵩者，门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可以除外贼者，故臣请诛贼嵩，当在剿绝贼寇之先。
且嵩之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贪污之小而未尝发嵩僭窃之罪。嵩之奸佞，又善为抚饰之巧，而足以反诬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图为‘改邪归正’之道。故嵩犹得窃位至今。嵩于此时，日夜感恩，改过可也。岂意惧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弥缝之计；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无忌惮之为。众恶俱备，四端已绝，虽离经畔道，取天下后世之唾骂，亦有所不顾矣。“
杨继盛又进一步指出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人对严嵩的弹劾，皆立足于严嵩贪污之小事，而没有从严嵩僭窃之罪这些大的方面着手，更指出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严嵩的贪污，只是给严嵩“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严嵩没有体会到嘉靖皇帝的善意，不但不痛加悔改，反而更加“肆意妄为”。
杨继盛更从天一感应的角度指出严嵩之奸，已引起上天的不满，并进一步描写严嵩十大罪责：“幸赖皇上敬天之诚，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屡示灾变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声，占云，大臣专政。然臣莫大于嵩而专政亦未有过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谋反之谓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谓之叛，然则背君之臣又孰有过于嵩乎？如各处地震与夫日月交食之变，其灾皆当应于贼嵩之身者，乃日侍其侧而不觉，上天仁爱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聪明刚断，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见信，虽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也。臣敢以嵩之专政叛君之十大罪，为皇上陈之。
我太祖高皇帝亲见宰相专权之祸，遂诏天下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九卿（吏、礼、兵、工、户、刑、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庶政，殿阁之臣惟备顾问、视制草，不得平章国事。故载诸祖训，有曰，以后子孙作皇帝时，臣下有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此其为圣子神孙计至深远也。及嵩为辅臣，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题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后敢行。及今则先面禀而后敢起稿。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络绎不绝’。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显祸立见。及至失事，又谢罪于人。虽以前丞相之专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有丞相之权，又无丞相之干系。以故各官之升迁，未及谢恩，先拜谢嵩。盖惟知事权出于嵩，惟知畏惧奉承于嵩而已。此坏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
杨继盛指出严嵩虽只是内阁首辅，却时常以丞相自居，却又不肯担当丞相的责任：“权者，人君所以统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发僭逾。皇上令嵩票本，盖任人图政之诚心也。岂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窃威福之权。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报曰，我票本荐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此人不亲附于我，故票本罢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报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罚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报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虽小心躲避，嵩亦寻别本带出旨意报复陷害。是嵩窃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罚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罚也。用舍赏罚之权既归于嵩，大小臣工又尽附于嵩，嵩之心胆将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断乃假权于贼手如此也！此窃皇上之大权，二大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