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野有很多朝臣主张拥立颇有贤名的襄王，孙太后、朱祁钰等人也“手足无措”，一度也准备同意这个意见，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个紧急关头，于谦“审时度势”提出“立朱祁钰为帝，朱见深为太子！”的主张。
于谦此议可谓一举二得，首先朱祁钰本为宣宗皇帝的血脉，且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和孙太后、英宗皇帝感情也很好；既迎合了当时在危难之际，需要有号召力的成年君王的客观需要；其次，朱见深本是英宗皇帝的儿子，属于宣宗皇帝一脉，襄王却非宣宗皇帝的血脉，于谦此举等于为皇位的传递上了一个”双保险“，也算对得起当年宣宗皇帝对于谦的知遇之恩。
朱祁钰本是个亲王，按照大明制度早就该出外就藩，只是孙太后、英宗皇帝出于感情方面的考虑，才一直将他留在京城，现在被推上帝位，如何不“喜出望外”，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正统十四年秋八月，英宗皇帝”北狩“，孙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谕曰“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辛未，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
诏天下曰“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监金英传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时议者以时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长君以弭祸乱。于是文武群臣交章劝进，王再辞让。众请遵太后命，允之，遂择日行礼。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遥尊英宗皇帝为太上皇，诏赦天下，改第二年为景泰元年。
“京师保卫战”的成功，于谦自然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景泰帝也功不可没，随着景泰帝的帝位渐渐稳固，在以石亨为首的一帮臣子们怂恿之下，景泰帝下决心废除了朱见深这个皇太子，立了自己的亲儿子作皇太子，皇后汪氏又力劝景泰帝这事不可为。
太监王诚、舒良为景泰帝谋划，先赐大学士陈循、高谷百金，侍郎江渊、王一宁、萧镃，学士商辂半之，用以缄其口，然而，众人皆知这是皇室家事，都不愿掺和进来；景泰三年（公元一千四百五十二年）四月，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矰以私怨戕其弟思明，黄矰惧罪，急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于是通过通政司上了一道《永固国本事疏》”臣窃闻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雷厉中天，豪杰归心，群雄应诏，栉沐风雨，削平僣乱而成帝业者，必期圣天子神孙传之于无穷，今经八十余年，海宇广亿兆之众，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前岁胡寇犯边自古常有，太上皇轻屈万乘、亲御六师、临于寨险，被虏遮留，扈从、文武群臣、天下将士十丧，逆虏乘势长驱逼临市师，四方震惧几乎危殆。赖太祖、太宗列圣之灵，预诞圣功继登大宝，不然则民何所归焉？此实上天眷命非当时预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