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这种东西，在华夏的文化当中，有几种不太一样的含义。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而第三，人情是指华夏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其实徐君然也明白，自己给关波打了这个电话，肯定就要欠下对方的一个人情。
而他更明白，关波，非常乐意送给自己这个人情。
促使华夏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华夏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关县长，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在咱们县菜市场卖菜。我想请你帮个忙，给他们在菜市场附近找个摊位。”
徐君然想了想，对关波说道。
与其自己大张旗鼓的让关波去查那些违法的工商所干部，倒不如先给大牛两口子搞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想法，远远不如自己能吃上饭的事实来的重要。
关波很意外徐君然会打电话找自己办事，连忙点点头笑道：“好，这样吧，我跟工商所那打个招呼，县长您让那个亲戚去找工商所的领导，报上我的名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