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对赵无恤诚恳地说道：“夫子曾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赐与君子曾有盟誓，赐为君子之贾，君子为赐之东主，为期至少三年。如今口血未干，赐怎能食言！？”
面对赵鞅的诱惑，子贡是这么考虑的：夫子曾言，道不同，则不相为谋。虽然孔门起于微末，有时候不得不变通，但未到绝境，却也有自己的原则。
夫子一向对赵鞅的政策和行事颇有微词，近来虽然因为止从死法令改变了些许态度，但那完全是因为庶子赵无恤的所作所为。
子贡在中都邑时，曾对夫子说过来晋国为赵氏庶子之贾的想法。夫子当时便对他说过，希望他为赵无恤之贾，劝其行仁义礼乐之道，则可；为赵氏一家之鹰犬走狗，则不可。
赵无恤虽然在一些理念上和孔门有所分歧，但在子贡看来，那是和而不同，他虽然注重农事与百工，但子贡记起，夫子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的话。
他虽颁布了严格的军令，但对待民众却依然比较温和，“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正和夫子评价子产的“宽猛相济”不谋而合。
但赵鞅，则更加偏向严刑峻法一些，还在许多器物上违背了礼制，甚至被孔子视为不仁之君，与孔门的根本理念相违背。
更何况，子贡摸了摸怀里一直贴身携带的那卷《绝秦书》抄本。自己仅仅是在酒酣时无意吐露了一次志向，赵无恤竟能牢记于心，千方百计地寻来这些行人言辞，赠予自己，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志向。
“若我日后能成为晋国上卿。一定聘请子贡做晋国的行人，还望子贡出使诸侯时，能做下申公巫臣联吴抗楚那样的壮举！”
子贡并非不知道赵无恤这话里的暗示。但他心中仍然十分感动，这已经超出了利益和盟誓的关系。
他记得此次临行前。他曾于中都问学于孔子曰：“夫子，敢问何为士？”
夫子沉吟片刻，言道：“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做事和决断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列国，并能够完成主君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
子贡自命为一个知耻而忠信的士人！
他觉得，赵无恤以朋友、以士待己，自己虽然暂不能委质效忠，侍其为主君。但至少！要以朋友之谊，以士之忠诚回报之！
所以，他在侧殿内，竟然一口回绝了赵鞅的征召。
赵无恤听罢，方才松了口气，心中大定，嘴上却要为子贡惋惜一通。
这不是他患得患失。而是子贡这种世间一流的人才，还是经济外交两项全能，实在是难得。在这个时代里。也许，只有南方的范蠡（裸），日后的陶朱公可以相提并论。
随后，赵无恤和子贡手持赵鞅的符令，和家宰尹铎、大夫傅叟等接洽，商谈具体事项。随后，他们又召集下宫府库仓吏，车正，厩苑吏等。传达宗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