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韩先汝的解释，江水源有些垂头丧气：如果学术研究只为验证某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为了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真理，那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思？
韩先汝似乎看出了江水源的困惑与迷茫，笑眯眯地问道：“怎么，觉得结论比方法更重要？”
“嗯！我觉得——”
“觉得方法都是虚的，结论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我知道你想什么，因为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韩先汝打断江水源的话头，“听过这句话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其实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鲜鱼，很多时候只能勉强服自己；而研究方法则像是可以捕捉无数鲜鱼的渔网，不仅能到处使用、无限制复制，而且可以造福世人、传之久远。
“就拿咱们刚才提到的淮安府乡贤阎若璩来，他以一本《尚书古文疏证》确立了自己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卓越地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这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古文尚书》自唐宋以来已经被很多人指摘，阎若璩也不是第一个证伪、辨伪的学者。为什么他还享有如此大名，位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众多杰出学者的第一位，成为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一座丰碑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中体现的伟大精神。
“《古文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神圣不可侵犯，千百年来从皇帝到普通读书人都把它奉为圭臬，认真学习研读。但阎若璩却无视它的神圣外衣，把它当成质疑考证的对象，本着‘信而有征，无征不信’的原则展开研究，首开疑经之风，以实证辨伪的方法引经据古，从历代图书目录、典章制度、天文理算、文章体例、金石文字等方面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世间流传的《古文尚书》是假的。
“这种无视前人结论、只凭证据话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甚至成为清代朴学的核心理念。在他之后，刘逢禄怀疑《春秋左传》，魏源怀疑《诗经毛传》，到了康有为那里，甚至认为《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余波所及，民国初年经世大学著名教授顾颃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两汉典籍记载的古史也进行全面检讨。这不正是方法重于结论的活生生例子么？”
江水源若有所悟：“怪不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赞《尚书古文疏证》是‘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原来如此！之前我在图书室大致翻过《尚书古文疏证》，总觉得在考证的宏博精实上比不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为何四库馆臣那么吹捧这本书？原来根子在这里！”
韩先汝被江水源勾起了兴致，喝了口茶又继续道：“再比如咱们淮安府另一位乡贤孙百熙先生，他的学问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在近三四百年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举凡传统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到现今时髦的遗传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都留下了他的印迹。为什么他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近百年科学乃至社会发展呢？我想除了他在科学研究和创立民国等方面的丰功伟绩外，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在科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如今依然为世界上各个领域的众多学者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