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确是耍流氓，可是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包办婚姻却有安定团结的作用，别看自古以来无数的人歌颂自由恋爱，从牛郎织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可在生活中自由恋爱最终感情破裂的也不少，包办婚姻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虽然撞大运似的婚姻不幸福的也很多，然而社会风气与世俗习惯不允许随便离婚，反倒是让婚姻关系比较稳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和谐。
姜田承认包办婚姻在此时此刻存在的必要性，但并不打算自己也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娶孟大丫为妻，可又因为社会的惯性，不是他和张韬这两个人所能左右的，即便一个是当朝皇帝另一个位极人臣，他们可以不取某个女子，但那个女子却绝对不会有人敢再娶，这让姜田无形中多了一个道德的枷锁。
说道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提另一个时空的中国，新中国建立之后最先推出的法律就包含了《婚姻法》，而且在自上而下无缝链接的国家政策宣传中，各种自由恋爱追求新生活的内容比比皆是，以至于建国几十年后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自由恋爱组成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土共洗脑的水平高，一举扭转了千百年来中华的社会风气。其实真正的自由恋爱之风却不是咱们的创，而是在民国时期由那些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社会“精英”们所吹捧并亲身实践出来的，请原谅我在精英二字上加了一个引号，因为在那一波与原配离婚并续娶年轻女学生的运动中，绝大多数的所谓打破旧社会的枷锁追求思想解放的“精英”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为了给自己花心并休掉黄脸婆找个借口，从国父到徐志摩概莫能免，孙中山与蒋a中a正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娶妻。整个民国时期所有的风云人物中，大有不以抛弃妻子为耻，甚至这帮衣冠楚楚的禽兽们还以自己休妻为荣。能同周相那般自由恋爱并对妻子矢志不渝的堪称凤毛麟角，如若不然又怎会被民间爱戴并谥以正二字！
说到底新中国的很多改革，甚至是后来被某些公知精英叫嚣着中华传统沦丧的变化，其实都可以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找到影子，土共在寻找国家复兴的药方时，不可避免的要将当时社会上所认同的一些思想包含进去，无论是简化汉字还是推行公历，一夫一妻自由恋爱也是如此，可以说土共建国时，是在民国已经将传统化拆毁的乱七八糟，并拼命贬低的基础之上，利用全新的一套体系整合了所有的精华与糟粕重新建立起来的。只是当时的政府通过民国时期道德沦丧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危险的种子，于是解放后虽然大力推广自由恋爱但却又创建了工会、妇联、街道、村委等一体化的基层管理组织，他们在公民婚姻中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尽可能的维系家庭完整，防止一言不合便家庭破裂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事态生。其作用同旧社会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结婚可以自由选择，但离婚却不是轻易就能办到的。直到改革开放后这套管理体系消亡为止……
这就是姜田纠结之处，如果放在上辈子大可以痛痛快快的说一句：我不爱你！然后大家各奔东西即可，除了一些家庭或个人出于某些利益诉求而结婚之外，很少有年轻的男女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但这个社会不行，既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运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宣传机器进行全方位覆盖式的思想宣传，绝大多数的人遵循的还是以前的道德规范，甭管这套规范是否合情，但只要它存在就一定有其合理性。换做是一般薄情凉性之人，谁会在乎一个乡野村姑的死活，就算有道德先生看不惯这等寡廉鲜耻之事，最多也就是写个类似于《秦香莲》的故事进行舆论的抨击，却也不会真的对这样的苦命女子搭救一二，就和后世那些公知精英键盘侠一般无二，或者说那些人就是这些所谓的道学先生的现代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