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做的很扎实，本人口供录的很详细。显然蒲素手里的这份材料，来自工部局警务处内部。
“我然后吿诉（华籍警探〉道，我确实不知道此事，因此我被日本人抓起来绑在长凳上，他们又往我鼻中灌水。大约20分钟后，他们放开了我，再次问我是否认识（一个邻居嫌犯）。起初，我否认我认识，但是当他们拿出一把大刀，威胁说要砍了我的头时，我承认说我认识此人。在此期间，那华籍探员一直在场。我又被押回了楼下。”——邵富生（来自抄录的供词）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审讯，但未遭折磨。在这最后一天下午，他从地牢转移至楼上，一个日本人用手枪威胁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枪毙他。
“我吿诉他道，我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如果他要杀我，就杀吧。他笑了，说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务处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点钟回到了工部局警务处”
当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务处市中分部时，工部局的警官发现他“左眼严重受伤''，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伤。特务股的官员们很快认识到，邵富生是遭诬陷的，这些折磨导致他“心理失衡”和产生自杀性倾向。
因此，如今在四个月之后，工部局很难再毫不迟疑地将两个新的暗杀嫌疑犯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加登田曹长及其属员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请求足足十天之后，工部局警务处告诉日本宪兵道，他们可以对谭宝义和平福昌讯问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但是，日本人认为到7月13日截止的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大桥大楼的“专家”进行漫长的审讯，便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两天过后，工部局警务处帮助日本领事警察对福履理路317弄 17号进行了突然搜查。他们在此发现了尤何清（亦即赵光义）给上级的一份报告，其中谈及“成功刺杀陈箓，报告上列岀了为这次民族胜利立下大功的五个人的名字徐国埼、尤品山、朱山猿、平福昌和谭宝义。
工部局警务处在当时是否认识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已不得而知。但事后可以看清楚的是，工部局警方与日本宪兵开始将陈箓案的嫌疑犯与军统暗杀汪未经的新阴谋联系起来了。
1939年夏末与秋季，有众多谣传说，和国民党正密谋暗杀汪精卫，而有军统特工嫌疑的平福昌、谭宝义如今出现在上海，似乎并非偶然。出自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于福履理路报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可，使得日本宪兵队于10月6日正式提出引渡平、谭二人的要求时，工部局警务处终于同意将两个犯人“借给日本宪兵审讯”。
10月18日下午4点半，平福昌与谭宝义“被引渡给日本宪兵……
在被工部局警务处关押的四个月内，平福昌和谭宝义拒绝交待。然而，日本人只用了六天的审讯就使他们崩溃了。至10月24日，这两个经验丰富的特工、军统一流训练班的毕业生便吐露了大量秘密。